跨越历史纬度,探寻文明足迹 ——访中国科大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张居中教授

发布时间:2020-06-09        浏览量:1684

文/ 蔡文鋆

烈日炎炎的伊朗东北部高原上,地表荒芜,植被稀疏,只有丛生的骆驼刺带来些绿意,让这片暗黄的土地看起来不至于过于贫瘠。地上伫立着十米高的巨大土丘,显露出历史的厚重感。十三万平方米的宽广地面被划分成一千多个十米乘十米的方格,每个方格的四角钉着木桩,许多捂得严实的人正紧张地进行发掘、分类、拍照、采样等工作。

上述场景既不是电影,也不是小说,它真实发生在伊朗东北部呼罗珊省的Borj遗址。尽管现在看起来荒无人烟,但是在历史上,它曾经是东亚、中亚和西亚古代文明的连接点,也许曾经也是熙熙攘攘、热闹非凡。如今,Borj遗址,是伊朗国家级的文物保护单位,而这群顶着烈日辛勤工作的人,正是中国科大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的张居中教授和他的同事与学生,以及伊朗内沙布尔大学考古系的师生们。

张居中教授,2000年起任教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长期以来一直从事新石器时代早中期考古学研究和全新世早中期人类学、环境考古、农业考古、科技考古、音乐考古、陶瓷考古等专题研究,先后主持或参加十多个大、中型考古发掘项目,在Nature、Pnas、Antiquity、考古、第四纪研究等国内外刊物发表数十篇学术论文,有八千年前七声音阶骨笛、原始文字、原始栽培粳稻等重要发现,其中连续主持发掘与研究的贾湖遗址被评为20世纪全国100项考古大发现之一。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笔者有幸拜访了张居中教授。张教授沏上一杯清茶,将他的故事娓娓道来。在他的话语中,我们的思绪已经离开宁静的校园,飞往考古的神秘世界中去……

一、异国遗迹,探访古代文明的十字路口

张居中教授今年六七月份刚结束他的伊朗之行,这已经是他近年来第三次去伊朗进行考古调查与发掘了。这个由中国科大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与伊朗内沙布尔大学考古系合作开展的考古项目——“伊朗东部史前文化与社会——拉扎维呼罗珊省Borj遗址联合考古发掘与研究”,旨在响应国家“一带一路”文化发展计划,促进东亚和西亚之间的文化交流。前几年他带着一个博士后去伊朗,用十多天的时间做了一个考古调查,初步调查了解了十多处古文化遗址,在调查之后跟伊朗方面初步达成合作意向;去年春天邀请伊朗内沙布尔大学的校长、副校长以及系主任等来到中国,与中国科大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签订了一份五年合作协议。2018年11月,张教授带领团队去了其中一个遗址——拉扎维呼罗珊省Borj遗址,开展集中地面调查(又叫全覆盖调查)。张教授说:“我们主要是想了解中亚的古代文明和西亚的古代文明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联系,丝绸之路作为古代中西方交流的一个重要通道,既是经济通道,也是文化通道,在这个通道上,留下了什么样的文化遗产,供我们来继承、研究、甚至是欣赏。”他还感叹道:“七十年代之前我国的考古事业较为封闭,和国外几乎无联系。如今,我们国家经济发展、国力强盛,我们的文化要走出去,与国外多交流,一方面是为了研究古代文化,另一方面则是中华文明向外宣传的一种重要途径。”

为什么选择Borj遗址作为重点发掘对象?该遗址位于伊朗东北部的呼罗珊地区,是东亚和西亚的连接点。这个地方是古代丝绸之路的交通枢纽,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说到这里,张教授打开了地图:“Borj遗址刚好位于从中国向西通过阿富汗,向伊拉克、欧洲去的这条路线上。它东边是阿富汗、中国,东南方对着印度半岛,西边是西亚和欧洲,所以它是欧亚古代文明的十字路口、交通要道,不仅能够反映伊朗的古代文化,更能够反映其他众多文化交流的痕迹。”

我们经常能在新闻报道中看到考古工作者们在遗迹现场挖掘,至于他们究竟在挖什么、怎么挖、挖出来之后要做什么,我们很少有机会能够详细了解,张教授的讲述为我们揭开了考古工作的“神秘面纱”。

“田野考古是传统考古最基本的方法。首先是调查,初步判断遗址、墓葬的位置;然后是钻探,用洛阳铲来确定遗址的分布范围、深度和厚度,如果是墓葬则主要看形状,这些都可以通过钻探找出来。了解这些情况之后,再决定在哪个地方进行发掘,挖多少探方。去年11月份我们选择了Borj遗址展开集中地面调查,用先进的测量仪器进行探测,在十三万多平方米的遗址上布了一千多个10米乘10米大的格子,将每个格子所圈出的地表内所有的陶片、石块等收集起来,现场对其分类、断代,判断其属于新石器时代、铜石并用时代、铁器时代、还是伊斯兰时期,将这些遗物全部排列开来,记录照相,选最典型的标本拿到室内绘图。”每一个格子他们都按照这样的流程进行了调查分析,这样庞大的工作量都是在一个月内完成的,工作强度之大可想而知。

今年的六月和七月,张教授再次带着学生去了Borj遗址。这次是更有针对性的深度发掘。两个月内,他们挖了三个探方,三条探沟,一共一百多平方。张教授高兴地说,这次发掘的情况不错。从大的方面来说,他们发现了四座六千多年前土坯垒砌的房址,五千多年前的十来个灰坑(也就是垃圾坑)和一条灰沟,还有一些金属冶炼的炼渣。在遗物方面,他们发现了大量的陶器残片,很多是彩陶,还有许多小麦种子。现场采集标本之后,这些文物文化性质的研究由伊朗的学者来完成,而张教授和他的团队则负责科技考古方面的研究,包括分析陶器的成分、工艺、颜料,以及对动物骨骼和植物种子的分析。目前通过碳-14年代测定法,得出该遗址的年代主要有两个跨度:6000-6500年前,以及5000-5500年前。这两个时期都属于伊朗的铜石并用时代。实际上,在遗迹中确实发现了铜钉、铜渣、小铜器等,“也许明年按照线索来找,能发现冶炼的炉子,这是非常有可能的。”张教授补充道。

现场发掘时,每个考古工作者都需要自己动手用工具进行挖掘。张教授幽默地总结道:“挖土是第一要务。” 把土挖出来,把土里面含的所有的人工制品都找出来,包括陶瓷、金属等;与人相关的自然物品,包括石块、种子、人骨、动物的骨骼等也要挑选出来。这些东西都要收集起来,连土也不能放过,土壤也要有重点地进行筛选、水洗,然后采集少量土样标本到实验室做进一步的分析。

“如果是古代人类活动所形成的地层,那么里边都含有人类的废弃物,当时没用了扔掉的东西,或者无意掉地上的东西,这都有可能。而且在这种文化层中,层次不一样,地层的包含物不同,比如每个地方的性质不同,这个地方是广场,那个地方是牲口栏圈,这个地方是农田。可以通过地层中包含的物品来判断这个地方的用处。其次就是因为气候、降水等各种各样的自然因素,各个时期土壤的颜色也不一样,所以各个时期的地层的颜色、质地和包含物都有变化。我们可以根据土质、土色和包含物的变化来判断地层是不是变了,然后再通过每一个地层里边的包含物的不同来判断这个是哪个时期的文化层。而如何判断文化层的时间有两种方法,一是判断绝对年代,拿标本到实验室去做碳14检测等;另外则是判断相对年代,通过我们过去的工作经验,根据地层关系和标本的特点判断它属于哪个时期,比方说新石器时代、铜石并用时期、铁器时代、历史时期,我们中国的裴李岗时期、仰韶时代的、龙山时代的,也包括夏商周之后汉、唐、宋、元、明、清等各个时代。具有丰富经验的考古工作者,在地上踩到一块标本,就可以用自己的经验判断这是什么时期的标本。”

听到这里,我们对考古发掘的工作内容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张教授展示了一些发掘现场的照片,背景是黄色的高原土地,他和学生们都灰头土脸、晒得黝黑。如果捂得不够严实,很快就会被灼热的太阳晒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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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中教授和伊朗教授、呼罗珊省的文物局负责人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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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教授等人在发掘现场接受当地媒体的采访。

二、苦中作乐,士弘毅而风雨无惧

对发掘工作的辛苦一语带过,张教授更乐于分享一些发掘过程中的“趣事”。当地的动物“非常凶”,蚂蚁的个头大到接近人的小指长度,毒性也大,苍蝇也咬人,一些学生被咬之后十天半个月都难以消肿。张教授回忆道:“那天挖土时又挖到个蚂蚁窝,涌出来一大群的蚂蚁,成群地朝外跑。我看到蚂蚁爬过来,啪一下就用手铲把它打死了。但是伊朗是宗教国家,不怎么杀生,跟我们合作的那个伊朗的教授,一个蚂蚁爬到他身上,扒拉半天都扒不掉,后来终于把蚂蚁甩掉了,他也舍不得打死它,赶走了事。中西方文化的差异真是比较有意思。”

今年六月份出发的时候,正值美伊关系紧张,很多人都担心可能会到来的战乱,有人提议,要不暂时别去了,张教授想了一想,说:“不行,我们要按时去。毕竟还没打仗我们就不敢去了,这不是让人家小瞧了我们吗?” 后来为了防止可能出现的情况,他们制定了两种应急预案,第一,与中国驻伊朗大使馆联系,如果遇到突发情况,就请求大使馆的帮助;第二,他们决定到了当地之后,跟当地负责人员说好,如果发生战乱,就乘车向北,北边再走二三百公里就是土库曼斯坦,从那回国。土库曼斯坦现在是个中立国,跟我们国家关系很友好,比较安全。幸运的是,“制定完应急预案之后,我们就义无反顾地去了。下了飞机,我总结了十二个字:社会安定、民风淳朴、一片祥和。”发掘工作得以顺利展开。张教授又解释道:“其实当时去那边心里也是有数的,我们去的是伊朗的东北角,与可能的战场相隔甚远,那个地方又是伊朗精神领袖霍梅尼的老家,是他们保守派的大本营,因此那个地方应该是最安全的。”

此外,考古发掘中最困难的问题,就是语言沟通不畅。“当地是波斯语,我们是汉语,两种语言完全不相通,当地找不来既懂中文又懂波斯语的翻译,怎么沟通呢?我们有两个渠道,第一是在当地找了个英文翻译,还有伊朗的教授和学生们也都粗通英文,简单的问题都是通过英文来交流,复杂一点的通过英文翻译来讲。但是波斯语我们一点儿也不懂。从去年到今年,我只学会了几个词,例如‘波导波导’,就是‘快点’的意思;还有一次他们讨论地层时说‘老爷爷’,我听后好奇怪,觉得该不会是叫我吧!后来才知道是‘第一层’的意思!大多时候都是连猜带比划。还有就是我们买了一个快译通,讯飞的翻译助手,大部分普通的单词、短句可以翻译,但是考古的一些专业的术语不行,翻译不出来那个意思。”

即使语言不通,张教授他们也与当地人民建立了友谊。“当时早上和中午吃饭都在工地,晚上才回住的地方去。发掘工地旁边有一个果园,果园主人也是发掘工地的民工,有时还摘来成熟的水果让我们品尝。有一天我吃完午饭,坐在他的苹果树下,看树上结的苹果成熟快要了,就让学生给我照张相留念。”于是就有了这样一张张教授戴着草帽、坐在苹果树下笑容满面的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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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教授坐在遗迹旁边果园的树下休息。

三、博古通今,吾将上下而求索

张教授曾说过这样一句话:“考古是一门百科全书式的科学。”通俗地讲,就是“碰到什么就研究什么”。为了让大家更准确地了解考古学,张教授介绍了考古学的定义和范围:“自人类诞生之日起,几百万年间人类历史上所有发生过的事情,只要留下了蛛丝马迹,并且被我们所观察得到,都是考古学研究的对象。至于人类诞生之前的研究,那是古生物学,不是考古学;考古学的范围现在基本上被认为是从三百万年前算起,也就是从直立人(过去也叫猿人)开始。”

通过交谈,笔者得知,张教授和他的学生们考古的研究领域涉及音乐、陶瓷、古代文字、建筑、动植物、海洋贝类等等,学科跨度之广令人惊讶。如果说考古是“百科全书式的科学”,那考古工作者们就是“行走的百科全书”。令我们好奇的是,考古学家是如何把这么多学科的知识串联在一起的?张教授对此也做出了详细的解答:“考古学知识是有层次的。首先,考古学的根本手段是田野考古,田野考古的根本目的是收集考古学研究对象的资料,这就是考古学的基本的方法。也就是说,通过调查、勘探、发掘,把遗物取出来,把遗迹弄明白,进行观察、记录、绘图、照相。除此之外,考古发掘和清理遗迹本身也是需要方法的,这也是一门科学。因此,田野考古是所有考古学的基础,没有田野考古,后面的研究无从谈起。其次,在考古发掘过程之中,可能碰到各种各样的遗物和遗迹,碰到什么就得研究什么。这就需要考古工作者具备各个方面的知识。有知识储备,就可能会有新发现;没有知识储备,你就发现不了。”

具体要怎么学呢?张教授这样说道:“考古工作者需要学理论、学知识、学方法。第一是学理论,每个时期的遗迹和遗物有什么样的特点,通过什么理论架构和模式对你所工作的对象展开研究,没有理论知识的指导是不行的。第二是学方法,学习如何在理论指导之下,根据你的工作对象,把这些遗迹和遗物科学地清理、获取、研究和管理。第三是学知识,考古所需的知识包罗万象。为什么过去考古发现较少,而现在多了?比方说,过去发掘一平方米只能获取一百条信息,现在可能会获取两百、五百甚至一千条信息,靠的是什么?就是知识的积累。第四,技术手段也很重要。在显微镜用于考古学之前,人们只能看见肉眼看到的东西,显微镜运用以后,我们可以看到肉眼看不到的东西,比如土样里面的淀粉粒、也包括DNA、蛋白组、基因组些东西,这在过去是不可能实现的。再比如,我们现在有了飞机,可以到天上去,将地上的遗迹看得更清楚,这叫航空考古;我们也可以通过卫星观察地面,这叫遥感考古;有了潜水技术、水下摄影技术、水下测量技术,才有了水下考古……这就是手段的增加。”

更重要的是,考古学要有情怀,要有献身精神,吃不了苦就从事不了考古。张教授颇有感慨地说:“田野考古实习对考古专业的学生往往是一个考验。田野考古实习回去以后,有些学生兴趣来了,决心继续干下去;也有一些人觉得太辛苦了,转行了。我们同行经常这样说:干考古,太聪明了不行,不愿意吃苦,选别的行业也可以成功;太笨了也不行,缺乏灵活性和领悟力。”张教授诙谐地自我调侃道:“像我这样人,不太聪明,但是也不太笨,可以去考古。”在普通人看来,考古是一门有趣的学科,对考古工作者而言,其中的艰辛却是常人无法想象的。如果没有对考古的热爱和奉献精神,很难坚持下去。张教授说,考古中流传着一段有名的话,讲的是考古跑调查的人:“远看像逃难的,近看像要饭的,仔细一看是捡瓦片的,问一问才知道是考古院的。”正是这些不修边幅、朴素清苦的考古工作者,为我们揭开一个又一个历史的谜团,使我们得以窥见人类自起源至今的漫长道路……

四、返璞归真,学者当自树其帜

可能许多人会认为,在考古发掘现场,如果挖掘到了遗物,价值连城,考古学家们一定会为此激动不已。但张居中教授纠正了我们这一错误观点。对考古工作者而言,所有的发掘出土物都只是标本而已。令人最兴奋、最高兴的事是什么?是证实了自己的判断。这个遗迹里应该有什么样的东西?墓葬是什么样的形状?灰坑是什么样的结构?房屋建筑是什么形状和结构?发掘出来的遗迹、遗物证明了自己的想法,这才是最让考古工作者兴奋的事情。比如,当年张教授带队在河南舞阳的贾湖遗址挖掘出许多龟甲片,他们开始观察龟甲片上有没有刻划的痕迹,甚至“梦里都在苦思冥想”。后来,他们真的发现龟甲片上有刻划的符号,这很可能是中国最早的甲骨文,距今8000多年。贾湖遗址也被列为20世纪的100项重大考古发现之一,从建筑、种植、酿酒,到音乐、陶瓷、文字等等,它的发掘展现了人类几千年前的文明曙光。再例如,贾湖骨笛的出土,被认定为世界上最早的可吹奏乐器,当时轰动世界,“挖掘出骨笛,当然是很高兴的。你可以公布你发掘的东西,包括这个骨笛标本多长、多粗、有几个音孔,但是对于你挖掘出的东西,如果不研究,它就无法引起人们的重视。只有对它的价值和性质充分地研究,向社会公布,让人们知道,这个东西具有什么样的历史地位,才能引起人们的重视。对我们所研究的东西,都必须把它放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之中,放在特定的时空定位上,这样才能够充分认识它的价值。”所以,光是发现骨笛还不够,张教授和他的同事们还要思考更多的问题:这些骨笛的制作材料是什么、由谁来演奏、在什么场合下使用、包括几个声阶,它的出土对人类音乐史的意义是什么,与其他地方出土的史前乐器相比,它们的联系和区别又在哪里……

除了奔波在考古发掘现场、指导学生等工作,张居中教授还曾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博物馆馆长一职。2003年正值中国科大建校四十五周年,中国科大拥有了自己的博物馆,张教授是中国科大校博物馆的第一任馆长。自创办以来,校博物馆推出许多展览活动,比如最近举办的“古希腊的精密天文仪器展”、“敦煌壁画艺术精品巡展”、“钱临照先生逝世20周年纪念展”等活动,拓展了学生们的人文知识,丰富了科大学子的校园生活。张教授认为高校的博物馆具有很重要的价值。第一,博物馆是进行人文素质教育的重要课堂,尤其是对理工科大学来说,除了自然科学之外,人文素质教育也需要给予重视。第二,博物馆是凝聚校园文化精神、宣传校园文化的重要阵地,是一个学校对外宣传的名片和窗口。“外面的客人参观我们学校时看什么?来我们中国科大主要是看实验室,但实验室只是学校的一个方面,而博物馆可以反映一个学校的全貌。”第三,校博物馆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阵地。张教授强调道:“爱国主义是非常重要的。科学没有国界,而科学家是有祖国的。我们要为自己的历史和文化感到骄傲,要了解有多少科研工作者为了我们的国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我们要向他们学习,为国家服务。”

采访结束,张教授的话语正如桌上那一杯清茶,蕴含着历史的内敛醇厚,雾气散去之后仍徐徐留香,让人不禁抛下世俗的喧闹浮躁,深深陷入思索的世界。那世界中有人类起源时留下的脚印,有荒芜苍凉的遗址,有古代文明的神秘字符,还有一群衣衫朴素、背负行囊与智慧的学者风尘仆仆地行走在探索求知的道路上……

                                                                                                                                                           责任编辑:李金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