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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难题”并“坚持探索”

——微访05年诺奖得主罗伊·格劳伯

/杨亚婷

 上世纪60年代初,罗伊·格劳伯教授将量子物理与光学相结合,建立了新的物理学领域——量子光学,他也因此被称为“量子光学”之父。2005年,他因“对光学相干的量子理论的贡献”而获得一半诺贝尔物理学奖,另一半由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的约翰·霍尔和德国慕尼黑路德维希-马克西米利安大学的奥多尔·亨施分享。

 从童年开始,格劳伯就显露出了对物理的兴趣和天赋,12岁时他就自己动手制作了和房间差不多高的望远镜,14岁时做出了分光镜。16岁的格劳伯考入哈佛大学。当时,由于珍珠港事件的影响,大量的教授和学生都投入到与战争相关的秘密项目中,促使学校对学生的理论课程进行了重大调整,学生被迫在低年级时就学习了大量高级理论课程。而格劳伯在高中已经学习过这些课程中的很多内容,这也是18岁时一个“身着黑西装的陌生人”将他带入曼哈顿计划的重要原因。他成为了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曼哈顿计划中最年轻的科学家。1945年计划结束,格劳伯返回大学。由于这段经历的影响,他讨厌秘密性的工作,因此,他在决定自己的研究方向时选择了与中子扩散以及链式反应无关的方向,也就是最后促使他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光学相关性研究。

 418日,格劳伯教授受邀来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作了题为《光波两百年,光量子一百年》的学术报告。报告前一天晚上,格劳伯教授如约接受了我们的访谈。虽然经历了一天旅途的奔波,但在整个访谈过程中他兴致颇高,与我们分享了他的故事与经历。

《中国科大研究生教育》(以下简称“《研教》”):近几年,您多次来到中国高校做报告,学生们在报告结束后反响如何?

格劳伯教授(以下简称“格劳伯”):其实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学生都不会提很多的问题。他们基本不问问题,并且事实上在美国在讲座结束后进行提问并非主流。提问的学生会很快变得不合群,因为学生们喜欢默默无闻,不希望被别人评判。并且,他们会觉得在讲座结束后问见解独到问题的学生是在炫耀自己,是在告诉教授自己的能力,所以其他的学生通常都会对提问这种参与方式持怀疑的态度。我不知道在中国是不是也存在这种情况。

《研教》:那您觉得中国和美国的学生有什么不同呢?

格劳伯:中国学生比美国学生更害羞,他们通常都很安静。美国学生尽管在课堂外很吵闹,但是在课堂上很安静,而中国学生在任何地方都很安静。

《研教》:您曾是曼哈顿计划中最年轻的科学家之一,这段经历想必对您影响很深,您觉得你从这段经历中收获了什么?

格劳伯:对于我在曼哈顿计划中的经历,这些年来我已经说过很多次。1946年当曼哈顿计划结束,我再也没有从事过与当时研究相关的工作。现在,这么多年过去,许多其他年龄比我大的成员已经离世,作为曾经是该计划中最年轻的一员,如果你们想知道,我愿意告诉大家相关的故事。

我确实从这段经历中有所收获。尽管当时我只有18岁,但曼哈顿计划让我拥有了与优秀专业的科学家们一起进行科研探索、思考难题的机会。我身边都是成熟的科学家们,但他们都很年轻,年龄最大的也只有38岁。与他们相比,我缺乏经验,但重要的是,我们都希望在这样的一个团体中为发现新成果贡献一份力量。

《研教》:这段经历中,让您印象最深的记忆是什么?

格劳伯:我有许多印象深刻的记忆。首先,你无法再创造出当时那种对结果充满不确定性的氛围。有些东西虽然看起来容易,但是却往往超乎了你的认知范围。在曼哈顿计划之前,我们便知道了热核反应。在那个时候,我们认为引发热核反应是应该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之后我们便能获得廉价的氢能源,而整个世界会因此得到很大的改善。然而,这么多年过去,我们依然没有成功。因为想要创造如太阳那样的恒星的条件是非常难的,巨大的大气压力维持着整个反应系统,而这在地球上是不可能的。我们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我们相信有一天能成功维持热核反应的稳定发生,当时我们以为两年之内我们就能成功,而现在70年已经过去,就算再过30甚至50年都没成功,我想我也不会感到惊讶。

《研教》:您对刚刚致力于科学研究的学生们有什么建议吗?

格劳伯:对于进行科研研究的学生,我的建议是希望他们能思考让他们困惑的难题。科学充满了难题,并且不是所有的难题你都能解开。有些难题非常顽固,甚至可以说并不是我们这个时代能解开的,而是需要一代一代人去探索。但是当你能解开他们,击败他们时,你便会发现这些努力都是值得的。

 

【责任编辑 李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