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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合无常  重逢有时

——《两个故宫的离合》的发现与期待

/李昂

 对故宫最初,也是最深刻的印象来源于1988年奥斯卡最佳影片《末代皇帝》的结尾。夕阳下,已身为共和中国普通一员的傅仪步入紫禁城,在这座自己曾经的宫阙中,他陷入了对往昔的沉思。外面,落日华丽而苍凉,云烟过眼,都化作了天边的一襟晚霞。此时的故宫,虽仍是雕栏玉砌、朱墙黄瓦,却已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破败。在新的时间里,旧秩序的产物不能逃脱无法选择的命运,这不仅是傅仪和故宫的境遇,政治和经济深层结构下的文化样貌,大抵如此。

 再与故宫结缘,是读到一本讲故宫的书。故宫在中华文化中的分量自不必言,近代以来的遭遇却似风中之烛、坎坷不已。近年来,随着两岸关系的回暖,由历史原因形成的两大故宫——北京故宫与台北故宫之间的坚冰终于打破,实现了馆长互访,建立起合作关系。在这一节点上,一本名为《两个故宫的离合》的著作在日本出版,作者是《朝日新闻》驻台北的特派记者野岛刚,他驻站台北工作时期,围绕故宫——这一中华文化重要的符号,查阅了档案和资料,采访了两岸政治、文化、经济界的各色人等,串联起了对故宫历史与未来新的理解。

 在书中,野岛用不少篇幅介绍了大陆读者十分陌生的台北故宫轶事,因此在大陆颇受追捧。正如作者在序言中所说“故宫议题的魅力根源,来自于数次奇迹式的历史转折”,翻开书卷,历史翻弄下两岸故宫的迥异命运,清晰可辨。

百年迁徙 故宫意味着什么?

 故事重回傅仪的时代,那是中国皇权帝国的最后时刻,国力羸弱,紫禁城内,明清两朝帝王收集的无数宝物也在劫难逃。从鸦片战争到清帝退位,大批文物被抢劫偷盗,流向海外和民间。丧失与获得、流入与流出,如同硬币的两面,对清廷是盛极而衰的耻辱,获得宝物的人却通过交易大肆牟利,西人一孔以见,从这扇窗口得到了了解东方文明的契机,文物自此也开始了长达百年的迁徙之路。

 作为局外人,野岛发现着这样的规律:从抗战爆发,到国民政府败退台湾,再到台北故宫落成,每一次动荡都与文物的迁徙相连。风起青萍时,当权者便早早安排好文物的搬迁保护。西迁、南渡,直到在台北“另立”恢宏故宫,文物从未脱离权力的调控。彼时,代表着中华灿烂文化的文物正是政权合法性的最好代言,“文物继承者等同于正统统治者”。在从皇家宝藏回归国民财富后,文物隐含了更多超越艺术价值的政治意味,文物的命运,为政治局势所掌控;故宫的离合,也大抵缘于此。

 由于并未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找到支撑这一认识的具体细节,他的观点也曾受到质疑。然而,对于权力政治的作用,以及政治和艺术的关系,他还另有一番妙见:“政治的庇护对于文化的生存是不可或缺的。因为政治,文化得以振兴”,但“创造文化虽然是个人的艺术行为,对于文化价值的评介却经常在政治浪潮中飘摇”。如此中肯的推断,也能很好解答观者的疑惑了。

水流云在 故宫的“变”与“不变”

 分而治之的态势既成,两岸故宫在随后的一个甲子中,走上了各自的道路,历久弥新的两个故宫也在现代化浪潮下不断面临新的挑战。

 在蒋的高压时代,台北故宫被用作向台湾民众宣扬中华文明、强化反攻意识。到了世纪之交两党交替执政时期,故宫突然变成了两党意识形态交锋的阵地,故宫院长梅花间竹般更换,后任上台便尽力革除前任的“改革”印记。此间,民进党力推“本土化”改革,质疑故宫无法全面代表中华文化,认为“博物馆界并无单一民族性的存在”,提出“与亚洲、世界联结交织”,变故宫为“亚洲文化的博物馆”。民进党在文物的对外交流上也频频发力,以此为自身外交加分。2008年政权更迭后,一切才逐渐偃旗息鼓,而曾被鼓吹多年的“故宫南院”项目的未来,也变得扑朔迷离。

 大陆方面,北京故宫的建设和重新定位也几经波折。建国初期遗留在南京故宫分院的两千箱文物骤起波澜,北京方面要求归还,南京却寸步不让,两院关系一度闹僵。故宫建筑文物保护和展览的功能性矛盾再被提出,“紫禁城与故宫分离”的议题又引发广泛的讨论。

 天下太平后,故宫并未归于沉寂,围绕着故宫和文物的“变”与“不变”,两岸故宫在探索新的定位和传播方式中的尝试,在与挥之不去的政治影响周旋的技巧提升,在让民众建立文化归属感和自信上所做的努力,都成为野岛阐释和思索的课题。也许,这一课题本身并无绝对的是与非、对与错,如何在故宫前行中,摆脱政治生态对文化进程的震荡,借时度势,更独立地行使保留文明、传承文化之职责,才是最有价值的所在。

来者可追 故宫往何处去?

 国家衰败,国宝流出;国家复兴,国宝回流,这像是个亘古不变的定律。近年来国力的崛起促成了这一定律的再度应验,不仅国际拍卖市场中出现了更多中国买家的身影,政府支持下的民间组织在要求归还文物运动中的表现也声势渐大。在这样的背景下,随着两位院长的互访,分隔六十年的两个故宫也重续前弦,重开合作交流。

 两个故宫的重逢耐人寻味。一方面,八年来“去中国化”在台湾的推行,使大陆领导阶层感受到危机,力主文化交流的重要性;另一方面,经济关系的盘根错节,“大三通”的实现,使台湾尝到甜头,也乐于通过交流获得实际的经济收益。然而,在回答两岸故宫合并的问题时,两位院长微妙的作答令野岛敏锐地发现:不同于以往“血浓于水”的温情故事,两个故宫之间的坚冰已然融化,但表露出的还是远非亲密的矜持和审慎。要想在两岸的“大局”下走好故宫这步“小棋”,还需要来者诸君的智慧和努力。

 读罢《故宫》,犹记得两个细节:一是作者在沈阳采访时,发现故宫原藏的一对稀世玉簪离散多年后幸运重逢的故事,而“有多少人,多少事,再也不可能在一起了”;而另一个细节是抗战时期参与文物西迁的故宫职员们,历遍千难万险,始终坚信“文物有灵”,终守得巍巍文明之延续。2015年,两岸将共同纪念故宫博物院的九十华诞。文物有灵,希望从此的故宫,不再因战争和人们的想法渐行渐远,而多一些冷静的观察、善意的理解、独立的姿态。


 

责任编辑:吴海霞